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5)

“传记”一词最早见于《史记·三代世表》中张夫子与褚少孙的一段对话中：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21]634

此处“传记”泛指史书或文字记载下来的其他史料。查阅唐前文献，“传记”一词也大都是以这样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出现的。大约到唐宋之际，“传记”一词的意义才发生了变化。如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

且传闻不同，善恶隋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23]669

《旧唐书·令狐峘传》：

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24]4011

此二处“传记”皆为叙事之“传”的别称。那为何要用这样一个别称？结合叙事之“传”在后世的发展情况，其呈现方式及内容属性越来越多样化和庞杂化。它不只呈现于史书中，也以文人的单篇文章或著作等方式出现，内容不只可写实而且可虚构。如刘向的《列女传》、面世于东晋时的《穆天子传》⑩、据传为曹丕所作的《列异传》、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乃至唐传奇小说中的《柳毅传》《莺莺传》等等。为了强调叙事“传”的正统血脉，就需要用一个别称来与其他的杂传进行区别。“传”的正统血脉是从《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延续而来，写实性是其基本的要求。而“传记”最初正是用来指史书，何况这个“记”字本身也包含着客观实录的隐晦义，故而就用“传记”一词作为叙事之“传”正脉的代称，如果说广义的“传”包含一切写人之作，那么狭义的“传”也就仅指“传记”。

最后，再说一下解经之“传”。东汉时，由于古文经学的崛起，训诂式的解经方式大为流行，故此时的解经之“传”开始成为“训诂式”解经方式的代名词[15]261-262。而由于东汉时人们对古代典籍甚至前代的解经之作都需要新的阐释，通论式的解经方式就逐渐分化为了“笺”“章句”“集解”“疏”等多种注书方式，并呈现出越来越科学化的面貌，自然也不再称作“传”。同样的，以许慎《说文解字》为标志，字词训诂不再依附于经学而存在，它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那作为“训诂式”解经方式名称的“传”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此以后，阐释古书的著作也即解经之作很少再用“传”来命名，它们根据自身的特点各自有了更加得体的名称。至此，解经形态的“传”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五、结语

“传”从其本义到文体概念的过渡，实际上反映出的是文学从懵懂到半自觉的过程。从文体概念的泛化到具体化，同样体现出的是文学自身不断成熟与完善的过程。解经之“传”与叙事之“传”是同一文体概念下的两种不同的文体形态，它们在汉代同时并存，这是文学同经学等泛文学开始分道扬镳的象征。文学不断朝着纯粹化的方向发展。从东汉开始，解经之“传”逐渐分化为了多种注书方式，而叙事之“传”不断壮大，这是文学彻底纯粹化的表现。如果说文学在之前都是一种懵懂而清醒的半自觉状态的话，直到此时，文学方才真正完全自觉了起来。其实，文体源流演变的表象之下，暗藏的是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暗流，而文体仅仅是一种指引人们不断探索的痕迹和线索。

注释：

① 《康熙字典·子集中·人部》曰：“诸字书传本有直孿、知恋、直恋三切，《广韵》分析极细，《正韵》因之。然历考经史注疏，驿传之传，平、去二音可以互读，至传道、传闻、传授之传，乃一定之平声，纪载之传，一定之去声。此音之分动静，不可易者也。”（参见《康熙字典》影印本，中华书局1958年版，子集中，人部，第24页）

② 如墨家典籍先秦时称《墨经》，《庄子·天下》曰：“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参见[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73页）即为例证，此处《墨经》应为今本《墨子》前身；《韩非子》内外《储说》及《八经》中也有“经”文，其文皆简明扼要，浓缩紧凑，文风与儒经《春秋》相类，然观其义绝非儒家之说。又《老子》分《道经》与《德经》二部分，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也如此分，只是前后顺序不同。据其抄写字体及无避刘邦讳判断，其抄写年代应不会晚于汉高祖时。这当然也不是《老子》的最早版本，那么将《老子》分篇称之为“经”也肯定要更早（参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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