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3)

从以上两段材料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左氏春秋》在西汉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被“臧于秘府，伏而未发”的，直到汉成帝时，刘歆在参与秘府藏书的整理发掘工作时才第一次见到了官藏《左氏春秋》，并开始重视；第二、《左氏春秋》未被藏入秘府之前，或被藏后在民间流传时，即有学者进行阐释，但皆为字句训诂，直至刘歆，才首次“引传文以解经”，将其当作阐释《春秋》经义的“传”来对待；第三、刘歆对《左氏春秋》极为推崇，有着使《左氏春秋》列于学官的强烈愿望。另外，刘歆在《孝武庙不毁议》中也明确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19]412，这是传世文献中首次出现《春秋左氏传》这样的名称。又《汉书·艺文志》中又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20]60，《艺文志》是班固增删刘歆《七略》而成，结合刘歆本人的治学倾向，他在自己的《七略》中将《左氏春秋》称为《左氏传》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且此前文献中也未有明确称《左氏春秋》为“传”的先例。据此可以推测，最早将《左氏春秋》称为“传”的应该就是刘歆。

从战国开始，“传”就被时用来指解经之作，这应当是在“古书统称”这一过渡性文体概念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具体化。初时，一切阐释古文古书的著作都可称之为“传”，它只是一种单纯的学术性文体，如战国时的《易传》、汉初的《韩诗外传》与《离骚传》等。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只有经过官方认定的阐释儒家典籍的著作才有资格获得“传”的称号。《穀梁传》在汉宣帝时被立为官学，成为官方认可的解经教材，随即在经过定本后就被称为“传”；《左氏春秋》首先被刘歆称为“传”，也是为使其获得官方认可而做的争取。此时，“传”又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成为一种政治性文体。由于今文经学的兴盛，西汉时的解经方式一般都是“泛论作意”的“通论式”，而很少有进行字词解释的“训诂式”，故西汉的解经之“传”往往指的是通论式的解经方式[15]261-262，《公羊传》《穀梁传》都属此类。

三、《史记》“列传”与“传”文体概念外延的扩展

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七十列传”，这是一种叙事文体。叙事文体在文字最初形成时就已出现，商代的甲骨卜辞大多数就是叙事文体，且其基本的叙事要素已经齐全。到《尚书》时，叙事文体更为具体和先进，特别是在语言描写上可以更明显地表现出人物的形象特征，反映了在叙事技艺上的某些新尝试。春秋战国时的《国语》《左传》《战国策》更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叙事之作了。到司马迁时，他对前代叙事文体进行继承和改良，从而创建了一种新的叙事文体——“列传”。对于“列传”的解释，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21]167这条解释其实也可以概括司马迁本人的文体理念。

首先，对于“叙列人臣事迹”一语，其中所谓“叙列”，也就是叙述并罗列，这个词的重心应该在“叙”。“叙”当然就是叙述之意，如《国语·晋语》曰：“纪事以叙之，述意以导之。”韦昭注曰：“叙，述也。”[8]305可以说，它是叙事文体的本质所在。就《史记》而言，从古至今从未有人怀疑它是一部叙事文学的旷世奇作，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也说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21]3978可见，从文体理念上来说，司马迁本人的态度也正是“叙”。若进一步从操作层面看，“叙”包含着叙述形态和叙述技艺两方面。叙述形态体现为篇幅长度、语言模式和编排结构等外在的形式与状态。叙述技艺则属于包括修辞手法和表现手法等内在的技巧与艺术层面。《史记》在叙述形态与叙述技艺上对《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前代的叙事文学作品都有所继承，古今学者所论甚详，故不再述。可见不论是在理念还是在操作上，《史记》与前代叙事文体都是一脉相承的。而对于“人臣事迹”这个词，重心当在“人”字。在《史记》中，“人”是司马迁进行创作的核心所在，时间与国别只是用于构造叙述空间的纵横两条坐标轴。这一点远远超越了《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先秦时代的早期叙事文本，这方面的研究也已详实，亦不再述。另外关于“事”字，它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叙事文体在其他方面的实践都是在“事”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所以它是叙事文体的土壤，是其母体所在。这一点是从甲骨卜辞到《史记》以至于现在的任何叙事文本都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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