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的本原及其文体意义的生成与演变(2)

综上所述，“传”本义为“驿站车马”，故有“传递”之义，进而又衍化出了“展转引申”这一抽象性意义。大概在春秋战国之交时，“传”才在《墨子》中第一次出现了表示古书之统称的文体意义，然而只是一个外延模糊的统称，还未具体化为清晰的文体概念。

二、“传”文体概念的具体化与《春秋》“三传”的命名

战国时期，“传”的文体概念逐渐具体化，开始用来指“解经之作”。所谓“经”，最初泛指一切具有典范意义的典籍或文章②，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才用来专指儒家典籍。顾名思义，解经也就是对古代典籍或文章的解读，也即以自己的理解和视角对“经”进行转述引申，其目的是为使“经”更好地传递，故解经有时也称之为“传”（今读chuán）③。解经之作是与解经相关的著作和文章，故而也可以称为“传”（今读zhuàn）。《荀子·大略》曰：“国风之好色也，《传》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诚可比于金石，其声可内于宗庙。’”[13]603此处《传》当为阐释《诗经》之作。《战国策》中也出现了“《易传》”这样的名称[14]346，《易传》是战国时知识分子阐释《周易》的论集，可以说这是最早的命名为“传”的书，也是最早称之为“传”的解经之作。

西汉时，解经之风大盛，越来越多的解经之作开始称为“传”。如：文帝时博士燕人韩婴“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15]257。《内传》今已佚，《外传》也就是后来的《韩诗外传》④。另外，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曾命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⑤，颜师古注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16]2145东汉王逸就将《离骚》称为《离骚经》，那《离骚传》在性质上来说也可算作一部解经之作。

至于被后世称为《春秋》“三传”的《公羊传》《穀梁传》和《左氏传》⑥，它们原本都不称为“传”。其中《公羊》在汉景帝时就立为官学，故应当最早称“传”，然具体何时，已无可考。《穀梁》立为官学要晚于《公羊》，大约是在汉宣帝时⑦。至于《穀梁》如何称“传”，可先从刘向《说苑·修文》中一段材料看起：

《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寝。”《传》曰：“高寝者何？正寢也。曷为或言高寢，或言路寢？曰：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路寢者，继体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寝。继体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17]484

材料所引《春秋》为“定公十五年”文字，而所引《传》中文字不见于《公羊》与《左传》，仅《穀梁》在相应处有“高寢，非正也”这样的语句[18]332。若将此句置于材料中“《传》曰”之后，则从“高寝者何”开始这段话正好可作为其阐释之文，且于文义甚合。可以推测，此处《传》应指《穀梁》，刘向在此处欲取上述《穀梁》文句进行阐释，而原句或为刘向失引，故仅余阐释之文。此前文献从未有称《穀梁》为“传”的迹象，故这可以看作是传世文献中称《穀梁》为“传”的最早记载，且其实施者最有可能就是刘向本人。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曾以自己的学术立场向刘向问难，“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16]1967。从治学倾向来说，刘向本人非常热衷于《穀梁》。又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生前主持了不少传世文献标准本的校定工作⑧， 初立官学的《穀梁》自然也在校定范围之内，那为《穀梁》定本并正名最有资格的也必然就是刘向。另外，刘向之子刘歆《孝武庙不毁议》与同时代的梅福《上书请封孔子子孙为殷后》这两篇文章中皆明确称《穀梁》为《穀梁传》[19]411，514，则《穀梁》必然在此前就已被定名为“传”。据此可以推断，《穀梁》初立官学后，经过刘向的整理校定，形成官方标准本，并由刘向为其正名，开始称其为“传”。

至于《左传》，最初也称作《春秋》⑨。在春秋战国时，“春秋”是各国史书的统称，可见《左传》在当时与后世所谓儒经《春秋》同样都是被当做史书来看待的。为将二者区别开，故才被称为《左氏春秋》。那《左氏春秋》又是如何被称为“传”的呢？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曰：

及《春秋》左氏丘名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19]414

又《汉书·楚元王传》曰：

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16]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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