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杂谈（再续）(7)

我也藏有一方砚，不是为了用，而是看。这方砚是卖旧书的朋友送我的，特精。颜色不是传统的黑色，而带有点赭黄（当然不是翁同龢所用的红研了），有漂亮的纹理，黄赭相间，理黄者丝赭，理赭者丝黄，且变幻无穷。用手摸上去，光滑细腻，如幼儿的皮肤。砚上的图案是一组荷塘图，荷叶，荷花，荷梗，相互穿插交错，甚至荷叶上的露珠和藏在荷叶下的青蛙都活灵活现。雕工更是好，采用圆雕和镂空配合的技法，结合细刻和线刻，又巧妙地利用了黄赭纹理，使图案看上去像上色一样的逼真、干净、利索，整个外形大气而考究。我曾经在家乡的小作坊里雕刻过水晶，知道刀痕和凿口不易消磨，要用滑石和水麻细砂反复匀磨才能见效。但此砚不仅凿口平滑，且柔润溜手，显然是经过精心处置的。

如今，我把这方砚摆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原来占领它位置的是一个带红木底座的水晶雕件，我把它移走了。我在静坐思考时，会出神地看着它。有时也并非要看出什么来，只因为有它在我眼前，成了一道丰富的风景，便能使人心安、心静，足矣。

臂 搁臂搁，又称搁臂，是旧时文人的常用品，几乎每个读书人的书斋里都有一副，虽然不敢和笔墨纸砚一样不可或缺，但缺了它，总觉得缺了什么。至于质量如何，全看个人的经济能力了。如果是穷书生，随便什么都可当臂搁的。“文房四宝”之外，如果一定要添一宝，首选当属臂搁（也有说是水盂）。目前，不搞文玩收藏的人，怕是已经不太明白这臂搁是干什么用的了。顾名思义，就是放臂膀的。旧时的书写都是从右往左，直行书写，往左边移动的时候，手腕或小臂不小心会蹭到纸上新写的墨迹，无论是墨把手臂弄脏了，还是手臂弄坏了纸或糊涂了字，都是恼人的事，既影响了心情，也写不好字，文章更是难以下笔。另外呢，盛夏天气里，文人书写或作画，汗水淋淋，滴到纸上也会洇坏了纸。于是，书写者就会找一个硬点的东西（开始时多半是镇纸），垫在胳膊下边，胳膊就不会蹭到纸和墨了。时间久了，就有好事者想了个主意，把垫胳膊的物件，加以个性化、艺术化，请人专门做成现如今通行的臂搁，既可作为书写的用品，又可清玩。所以，臂搁还有一个别名叫“腕枕”。我对臂搁的历史没有研究，和朋友闲聊时，知道臂搁作为文房用品，应该是从明初开始流行的，到了清代，制作工艺达到了鼎盛，各种材质的臂搁都有，普通的以竹子居多，将竹筒剖成三块，把竹面打磨光滑，刷桐油，在凸起的面上进行镌刻。可根据使用者的需求，或刻上文字，或刻上图案。文字有诗赋，也有座右铭；图案有人物，也有风景；还有诗画合体的“郊外踏青图”之类。文友间的交往，也可作为礼品相互赠送，有的还刻上赠言并有落款，表明何年何月在什么情况下送的，很珍重。除了常见的竹子而外，也有檀木、陶瓷等材质，上档次的是玉或象牙，做工也更精，都是精雕而成——那已经超出日常用品而成为奢侈品了。如此经过文人雅士的推广，臂搁也渐渐从纯粹的书房用品而向收藏品转变了。特别是书写形式改变之后，臂搁作为日常用品已经可有可无，即便是书房的案几上有这么一块，也基本上当作镇纸来用了。我在新浦民主路老街的文玩市场上，买过一副臂搁，是竹子的，样子很旧了，刻了王维的诗句：“风景日夕佳，与君赋新诗。”这是《赠裴十迪》的首句。我当时问摊主，这是老货吗？摊主含糊其辞地说不知道，别人拿来代卖的，便宜。有一次，一个搞文物鉴赏的朋友到我家玩，看到了，很不屑地建议我赶快扔掉，说质量太差，民国货，工艺也不怎么样，而且字是烙上去的。我没有扔，心想民国也算前朝了，留着玩玩吧，当成一种见识也未尝不可。上档次的臂搁我也见过，那是在一家博物馆里，也是竹子的，叫“留青竹刻山水人物”，留青，就是竹竿上原有的颜色，以浅浮雕技法，刻了一幅画，画面上有山有石，有松有竹，还有人物。松是老松，一虬枝横空斜出，松下一须发老者昂首眺远，身边一书童背着包裹顺着老者的目光寻找什么，又仿佛在听老者在讲谈。二人脚下有一块悬空的怪石，石下竹叶数枚，随风摇曳。整幅画面构图精巧，意态萧疏，情境悠远，很有玩味。我还见过常熟诗人、收藏家王晓明先生藏的臂搁，不是一副两副，是很多副，可以说不少都是精品，让我大为惊叹。有一块臂搁，刻了密密麻麻的字，我细看了，居然是《出师表》的节选，字是小楷，娟秀而俊雅。有一块行书臂搁，镌刻的内容是：“养花天气半晴阴，知向田园著意深。莫道贫家人事苦，东风吹送一畦金。”落款是“丙辰春日 陛云三哥清玩 彦明刊”。这就是典型的文人间的交往了。诗也是自做的，首句化自清人严元照的《定风波》。诗不算恶，“东风吹送一畦金”虽没有“生花”，也可称得上“妙笔”了。看来这位“陛云三哥”深居田园的生活还是挺惬意的。但，这位“陛云”，是不是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呢？俞陛云生于1868年，逝于1950年，如果这里的“丙辰”是1916年的“丙辰”，倒是可以存疑的。如果是，那晓明兄的这块臂搁就有非凡的价值和意义了。晓明兄还有一块臂搁，字体有点郑板桥的意思，内容是：“大书悬臂，小则不能。臂濡于墨，而渍于纸，何以异于夏月之蝇，不悬而悬，惟女勍。天池道人渭书于樱桃馆。”这个“渭”，自称“天地道人”，把臂搁的功效说得明明白白了，而他的“樱桃馆”，听起来也似乎在山上。晓明来了兴致，又给我展示了一块臂搁，是新品，此为一块鸡翅木，雕饰的山水，巧借材料的疤结来构图，十分精妙，其山水、树木和人物，疏密有致，恰到好处。他介绍过这块臂搁之后，又向我推介了雕刻师，是一位很有追求和想法的文化人，开一家红木雕刻厂，大到家具，小到文玩，都经营。晓明兄许诺，得空时，一定带我去拜访这位雕刻家。这倒是让我平添一份期待了。有人考证说，“臂搁”的称谓，是从古代的藏书之所“秘阁”转化而来的。我觉得纯属胡扯！摆 件文人在自己书房的几案上或书橱里，摆几件艺术品或好玩的小物件很正常不过了。特别是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往往能体现主人的趣味。有人摆放一幅自己的照片；有人摆放一个地球仪；有人摆放一件漆器；有人摆放一架太湖石；有人摆放一件玉雕；有人摆放晶莹剔透的水晶工艺品，有人摆放一缸金鱼，等等等等。我在一个朋友家，看到他的写字桌子上，摆着一件旧式的仪表，很复杂的仪表，是五个大小仪表组合在一起的，造型紧凑，又错落有致，在他的工艺美术工作室里，倒是别有韵致。他曾是某仪器厂的工人，下岗后自主创业，搞铸铜、雕铜艺术，取得成功。摆放仪表，可能是不忘初心的意思吧。我一个搞根雕造型的朋友，曾打磨出一件“随型根瘤”的摆件，造型简直奇异得让人不敢相信，从不同的侧面能看出不同的物体来：一面是“神女峰”，一面是“怀中抱子”，一面是“回首望月”，一面是“天女下凡”。这种巧料，虽然可遇而不可求，但有眼力识见，也是要一定功力的。诗人刘晶林先生当过兵，在他案头上，摆着一个真实的炮弹，这也是一种不忘初心的具体体现吧。除了书桌上的摆件，还有橱柜上的摆件，条几上的摆件，供案上的摆件，等等，而书橱里随意放些小物件，恐怕是许多人常办的吧——不仅可供观瞻，也可供存放。有一年春夏之交，某天，已故大作家汪曾祺先生的公子汪朗先生带我到老先生的书房里看看，老先生的书桌上有些乱，一个笔筒里长长短短插满了笔，桌子上也是摆满了东西，放大镜、画碟、印泥盒、颜料、颜料盒、胶带纸、圆珠笔等等，而书橱里也算不上整齐。我在日记里对汪先生的书橱有这样一段描述：……比如那件带支架的漆盘，一对红木的手把件，一个铜器等，最著名、也最有说道的是那个香瓜大小的陶罐，汪朗乐呵呵地对我说：“这件东西沈从文先生过过眼，对老头儿说了三句话：元代的。民窑。不值钱。”沈从文在1949年后被剥夺写作的权力，发配在故宫博物院整理文物。沈先生文章好，搞文物也随遇而安毫不含糊，研究成果颇丰，对这件小东西，当然一眼就看出来了。其他的小摆件也挺有意思，有一个鸟巢，一只鸟栖在巢顶上，另一只鸟躲在巢内，巢外的鸟正勾着头和巢内的鸟说话，而巢内的鸟似乎爱理不理，眼神望向别处。这件作品神态逼真、传神，表达的意思可任意琢磨。还有两把造型别致的紫砂壶，一大一小两个陶罐和几只青花瓷器，都造型雅致，挺有看头。一个青龙图案的印泥盒，应该是他常用的。有一件料器，造型是雏雁或雏鸭，憨态可爱。汪朗告诉我，这种料器，家里原有不少，都让他们兄妹几个小时候玩坏了。在白化文老先生家里，我也观察过他的书橱里的摆设，大都是老先生各个时期的照片，有单幅的，也有合影。我认出来的就有他和任继愈的合影，有跟周绍良的合影，有跟季羡林的合影，也有几张是跟他夫人李鼎霞的合影。小说家徐东先生，近来习画并玩起了石头，常在微信朋友圈晒他的作品，画也是文人画的一路，有情调，有雅意，耐看；而所晒的石头，都是上等的书房摆件，有的以纹理取胜，有的以造型抢眼，有的以质感耐品，可以说百看不厌。这些造型各异、形象可人的摆件，不仅给书房增添神韵，也可给作家带来无尽的遐想。常熟作家王晓明先生，有一次听完古琴后，对人家茶案上的一盆绿植感兴趣，花二百块钱买下带走了。这盆绿植实际上就是一盆草，我们叫“红草”，有点像秀珍芦苇，一尺高的样子，拱成一丛，供在一个精美的梅花边的红陶小花盆里。他经常晒朋友圈，这盆草也经常作为配角出现，有时在他的书桌上，有时在他的茶案上，有时在他的窗台上，都起到很好的点缀作用。这是一盆可移动的“摆件”。不知道别人如何，反正我的书桌上的小摆设是经常换的。有一阵，我在书桌一角，摆放的是一件瓷器，架在一个精致的红木架子上。这件瓷器有点特别，可以说是失而复得——某年，突然有陌生人来电话，说在整理仓库时，发现有我的奖品，空了来拿一下。我不知是什么，跑去一看，居然是一个奖盘，是某年得了个系统内的先进个人。记忆中好像有这回事，还上台领了奖，怎么会遗漏这个奖盘呢？明知道也不是什么名贵瓷器，但为了他们的“遗忘”，我在桌子上摆了一摆，借以提醒自己“人微奖轻”的现实，对自己也是一种警示。我还在书桌上摆过一个木工家具，那还是在我父亲去世不久后，我在老人家的工具箱里，找到一个刨子。这个刨子是铸铁浇铸的，约有六寸长，这种很短的刨子，俗称“小倒刨子”，很重，刨刀（也叫刨舌）是用螺丝固定的，调整刨舌也是由螺丝来掌控。如果需要磨刨刀了，拧松螺丝就可卸下来。我小时候帮父亲干木工活，常常推这种“小倒刨子”，这是粗活，体力活，等我刨了个“大方”后，父亲再用线刨子找平。我把这把刨子带回来，放在书桌上，立起来，或平放着，大约有一年时间。现在，它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橱里。我找书的时候，会看到它，都要拿起来看看，抚摸一番，有时会想着当年跟着父亲学习木工手艺时的种种情景，有时候呢，也不敢多想，赶快又忙别的去了。我的书桌上还放过什么摆件呢？记不得了。藏书印海州大乡贤白化文老先生说过，“研究书史特别是搜救善本的人，鉴别书籍真伪，考究收藏源流，常自识别藏书印鉴出发，以之为指路明灯。”（《人海栖迟·藏书家身后印》）那么，藏书印又源自何处何时呢，据多年阅读所得，归纳如下：藏书印是由书画收藏印演化而来的。在许多历代名家的书画作品上，都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各种印章，这些印章，是表明这件作品被钤印者所拥有过、珍藏过，同时，在传世名作上留下自己的痕迹，表明其对文化的传承做过贡献，也为自己短暂的人生赢得了永恒的价值。纵观历史上的公私大收藏家，他们的印章也是有讲究的，一般都很规整，如满白、细朱，而不太使用粗放、潦草的的形式。这种在书画上钤印的风气，始于唐代，一种是公家收藏的“御府印”、“内府印”，如唐太宗的印就叫“贞观”。另一种是私家收藏印，如虞世南的收藏印叫“世南”，马总有的收藏印有意思，叫“马氏图书”。在收藏的名贵书画上钤印的风气，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到民国。收藏印的内容，历经几千年发展，变化并不大，一般为藏家姓名、字号、斋号或郡望，下钤“欢喜”、“过目”、“经眼”、“清玩”、“审定”、“收藏”、“鉴赏”等字样。如某某审定、某某清玩书画之印、某某居士过眼等等不一。收藏印在发展过程中，被藏书家仿效借用，应该错不了。第一个仿效者，或许是得到某名贵版本或有价值的冷书时，和收藏书画同样的道理，钤上了自己的一枚印章。让自己的名字随着书而流芳百世。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里有一篇《藏书印》，他说，在自己的藏书上钤上私印，“这种风气的流行由来已久，相传宋朝宣和时的鉴赏印，除书画碑帖外，已经通用于图书专集，可以说是藏书印的先声。至于加盖私章，当然要更早于此了。”此说更加证实了上述的说法。更为现成的例子，来自当代藏书家黄裳的大著《来燕榭书跋》，该书的增订本由中华书局2011年6月出版，有30万字之巨，收各种题跋231篇。从黄裳的题跋中，发现他所收藏的书中，不少都有历代藏家在书上钤有自己的藏书印，如《绿窗小史》有“长洲顾氏收藏”（朱方）、“湘舟鉴赏”（白方）、“湘舟过眼”（白方）等三印，书前秦淮墨客的序末，也钤有二印，曰“蕙若”、“白雪斋”。《城守筹略》钤有“瑞轩”（朱方）收藏印。《归田诗话》收藏印有“诗龛书画印”（朱方）、“半槎”（朱长）、“惠定宇借观”（白长）、“玉雨堂印”（朱方）、“韩氏藏书”（白方）。《兰雪集》收藏印有“神明镜室”（白方）、“徐康印信”（朱方）。《莆阳知稼翁集二卷》收藏印有“江南陆润之好读书稽古”朱文方印、“白发抄书”朱文方印、“听松散曲”朱文方印、“陆时化印”白文方印。《晏子春秋二卷》藏书印之多，连黄裳都惊讶，在题跋中说“未之前见”，“然俱古雅”，共有六方，为“九如子”白文套边方印、“天一阁”朱文长印、“自新斋”朱文鼎氏印、“九如居士”朱文方印、“一名天保”朱文长印、“唐节度之后宋丞相之裔”白文长印。比黄裳长一辈的现代作家，有的也有自己的藏书印，朱自清在他新出版的《新诗杂话》的目录空白处，就钤有“邂逅斋”的闲印和一枚“佩弦藏书之鈢”藏书印。现代藏书家自己也钤印，唐弢举例了两个人，都兼作著名作家，一个是阿英，一个是郑振铎。“阿英藏书极富，大都只盖一方小型私印，朱文阔边，篆‘阿英’两字。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上签个名，线装的才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后来魏建功替他另外镌了两个，一方形，文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一长方形，文曰‘长乐郑氏藏书’，都是朱文写经体，后一个每字加框，纯然古风。”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袁寒云极喜藏书，仅宋版古本就有二百余种，在上海一时无两，他的藏书印也有几种，其中有一种是他观书的小像，特别清雅。其藏书印有：“臣克文印”“上第二人”“抱存”“寒云主人”“百宋书藏”“与身俱存亡”等。因为印刷术的不断发展，木刻线装书已经绝迹，更没有珍本善本之说了，在所读所用之书上盖印，已经缺失把玩欣赏的功效，更多是一种风雅而已。再者呢，当下书籍大都是胶装，容易坏，纸也又硬又脆，不太好钤印章。但总会有些风雅者，弄几枚图章，盖在扉页上，算是过过藏书瘾吧。我也请海州名家薛栎、许厚文、王龙等先生刻过几枚藏书印，薛栎先生刻有“陈武藏书”外，还有“南窗书灯”、“掬云居书话”、“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等闲章，许厚文先生“掬云居藏书”外，还刻有“陈武过眼”闲章一枚。不久前，又请画家陶明君先生给我制作两方闲印，分别是“栖云阁”、“荷边小筑”，也可和藏书印配套使用。但我一直没有在书籍上钤印，一来可能我一直不把自己当成藏书家；二来也是没有名贵版本（当代印刷的书籍也实在无兴趣）。因藏书印引发的故事也有。白化文老先生的平时谈说和著书作文，常常用典，有时插一段轶事，生动有趣。本文开头提到的他在《藏书家身后盖印》里，就讲了一位北大的讲师，因要出售私藏的明刻本《老子》，借用木犀轩李氏藏书印，以期抬价，后此事败露，1952院系调整时，被逐出北大。这是属于弄虚作假而出事的。按说只要书好就行，却跌在一枚藏书印上。看来藏书印的作用还真不可小看。也是在这篇文章里，白老又讲一个“身后刻印”事：“……某位大名家身后，子弟售书。原来没有盖印，加上再要是缺乏签名和书中题跋等等，是不是他的书，只有天晓得，买主无从知晓。从来是‘玉在匮中求善价’哪，于是身后刻印，包括名章、闲章与藏书印，特别是藏书印。盖印特别要盖藏书印与代为‘名志’的闲章。”近日得一批广陵书社出版的仿古籍精印出版的一套“文华丛书”九十种，线装，宣纸印刷，有的书里还有精美的版刻插图，让人爱不释手，在灯下慢慢翻阅时，我也破了一回例，小心谨慎地在上面钤了印章。从此，我也敢称自己是“藏书家”了。书 衣书衣，就是给书穿上一件衣服。人要衣妆，马要鞍妆。得一本好书，也要装扮装扮，但多半也只是为了对书的保护，因为很多书的装帧已经很漂亮了，不需要再画蛇添足了。书衣又叫书皮。给书包上一层书皮，读过书的人大概都干过，特别是小学生。新学期一开学，新书发到手，首先就是给书包上书皮。包书皮的纸，没有特别的讲究，大都是各显神通，有的是旧报纸，有的是杂志封面，有的是洋灰纸，又叫牛皮纸。牛皮纸的质量最好，耐磨，报纸最次，不够服帖，模样儿也不好看。在我的记忆里，最好的书皮，是各种彩色画报纸，我们班只有一个同学有这种纸，因为她的父亲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每当新书发下来的时候，她的书皮最漂亮。成年以后，读书多，买书也多，不太爱给书包书皮了。但也不是没有，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买巴金的《家》《春》《秋》时，就给书包上了封皮，主要是这些书都很厚，三天五天读不完，怕把书弄脏了。还有一层，借了别人的书，也要包个书皮，怕有破损，还书时不好意思。把书皮包出水平来的，首推孙犁先生。孙犁先生爱买书，还爱给书穿上漂亮的书衣，更可喜的是，他喜欢在书衣上题写些阅读感受或趣闻掌故，特别是到了晚年，凡读过的书，大体上都会写上几句，可长可短，坚持多年。据说有一次，一个报社（或杂志）的编辑到他家做客（或采访），看到这些写在书衣上的文字，或清雅可读，或意味深长，觉得可以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孙犁就同意让其抄录了部分。这些短文发表后，反响不错，孙犁又有意地誊写了多篇，拿到别处发表了。本来只是习惯，未曾想一发而不可收，边写边发，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书衣文。后来，孙犁把这些短章辑为一本《书衣文录》出版。我在读这本书时，受其触动，于2005年6月11日写了篇短文，在我主持的一家晚报的读书副刊上发表了出来，文中流露出对这本小书的喜爱，常常把这本书从“书架上抽出来，读一两页或一两篇。有时也不读，只是翻翻，就像爱喝酒的人怀揣一壶酒一样，不时地抿两口，身子暖了，精神也好了。一方面，为孙犁独创这种文体而叫好；另一方面，也为文章所感动。”文中还写道：孙犁对书非常爱护，每得一本好书，都要给书裁剪一套合体的衣裳。他的一生“嗜书如命”、“珍如拱璧”。“我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一接触书，我把一切都会忘记，把它弄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我觉得是至上的愉快……”孙犁如是说。……早在《陋巷集》出版的时候，孙犁就在集中编入了“《书衣文录》拾补”，文前有一小引，云：“余前辑存书衣文录，近二百条，已刊行矣。去冬整理书册，又抄存前所未录者若干条。前之未抄，实非遗漏。或以其简单无内容；或有内容，虑其无关大雅；或有所妨嫌。垂暮之年，顾虑可稍消。其间片言只语固多，皆系当时当地文字。情景毕在，非回忆文章，所能追觅。新春多暇，南窗日丽，顺序排比，偶加附记，存数年间之心情行迹云。”小引记于1986年3月4日，在此之前，已经刊行“近二百条”。据孙犁研究者刘崇武先生考证，这近二百条“书衣文”分别发表于《长城》《天津师院学报》《长春》《河北大学学校》《芙蓉》《柳泉》等刊物上。对于这种文体，当时还鲜有人注意，它既是书话、题跋，又是日记、随感，甚至可以当成文字简洁的“书史”，从中可见当时读书、整书时的心情和氛围。后来，孙犁把陆续整理的“书衣文”编入《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书中，最后一并收入1992年出版的《孙犁文集》（续编三）。《书衣文录》共收《耕堂书衣文录》《甲戌理书记》《耕堂题跋》三组文稿，因为都是写于书衣上的文字，属于一脉相承之作。此外，还收录了《我的读书生活》《装书小记——〈子夜〉的回忆》两篇,附刘崇武《孙犁的书法与〈书衣文录〉》及其“编后琐记”。从《书衣文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孙犁的读书既丰富又庞杂，而且每有所读，都有所获，所写文字也准确、深刻。在读《中国古代史》时，他说：“夏氏此书，余于保定求学时，即于紫河套地摊购得二卷本。抗日战争中，已与其他书籍亡失。此册购于天津解放初，盖犹念念不忘也。今幸存，乃为之装来。”落款为“1975年4月3日晚无事灯下书。”短短文字中，告诉读者许多信息。在读《小沧浪笔谈》时，他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此大人物之著作也，装腔作势……同为‘文达’，其文笔不及纪晓岚远矣。”现在不知是否还有人包书皮，这种写在书皮上的文字也不知是否还有人办理，我是好久没有读到了。但这种短章或文体，随着新的传播方式的呈现，又移到了别处，比如微信朋友圈，不少爱书的人，得到一本新书，会写三五句短评，连同书影发表出来。我认为这也可以看成是书衣文或是题跋的一种变种。微信朋友圈有一位叫“老戴”的，他每天在朋友圈发布多条短文，至少有一条和书有关，并配上作者的照片和一段文字，文字也就是一二百字，长的也就是四五百字，有时只有几十字，他还给专栏起了多种名字，比如近期较密集的是：“假如一位学者只读他一篇文章”，他给这个栏目编了序号，到我写这篇短文时，已经是第32篇了。和这个栏目交替出现的，是“得书记”、“食货志”、“点赞录”、“日读书志”等栏目。这些栏目都和书有关，所配的短文质朴可读，能基本了解这本书的大致内容和出版情况。但这绝对不是书的广告，确实是他每日读书的所思所悟。当然了，他并不是一定要把这本书读完（一天读一本也不太现实），或许他只是翻翻，随手写上几句，写下和这本书相关的内容和人事，但坚持好几年，难道不是一种精神？书香传播就应该多有“老戴”这样的推广者。小说家马拉也是这样，他的这些短章也有栏目，如“闲读篇”“随想篇”“流水篇”“感怀篇”等，他的这些在微信朋友圈发出来的超短文，大多和读书或读杂志有关，“闲读篇”更是简短的读书心得，三言两句，微言大义。这种更随手的写法，更像极了旧时的题跋或批注。水 盂常熟收藏家、诗人王晓明先生曾经说过，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收藏上了，收藏好玩，比搞创作、做生意有劲。有一次，我们说到水盂，他居然藏有上百个，大都是精品，也有个别孤品，还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一小部分，我细细看了，大小不一，造型各异，颜色驳杂，材质丰富，确实养眼。有汉代陶纹水盂，有唐代邢窑白釉瓜楞水盂，有宋代影青水盂，有元代云南建水窑青花水盂，有明代五彩水盂，有民国早期粉彩水盂等。其中元代云南建水窑青花水盂特别精，应该是稀罕之物。有些东西，真的有点魔性，放在什么环境里，其品质就大不一样。就说水盂吧，实际上不过是盛水的一个容器，放在木匠的木工台上，就是磨板斧、刨刀时用来蘸水的；搁在铁匠炉边，是用来淬火的；放在篾匠的地屋里，是用来泡柳的；放在厨房里，可当盐坛子用。但在文人雅士的书房里，待遇就不一样了，被请到了书桌、画案上，和笔墨纸砚相邻为伍，相近相亲，名称也大变，水盂，或水滴、水呈，似乎只有在书房里，才配得上这等雅致的称呼。旧时文人，很在乎水盂的，把文房“四宝”，说成是“五宝”的也大有人在，无论是日用，还是珍藏把玩，都细心搜求。制作者也投其所好，在材料、造型、色彩、工艺上，多有创意。两代帝师翁同龢被贬归籍时，有一本清单，清单上的宝物大都是文人爱玩之物，有书画、书籍、碑帖等几百件，仅董其昌的书画就有21件。清单中，列入的瓷铜玉石、笔墨纸砚也不少，其中也有画缸、水盂、搁臂、笔洗、镇尺、玉璧等书房杂件多种。仅记录的水盂就有“古铜水盂（一个）（带座）”、“古铜羊水盂（一）”、“竹根水盂（一座）”、“鎏金研水盂（一个）（附景）”、“铜鸭水盂（一个）（座）”等多个品种，从这些简单的记录上，就可看出其对水盂的讲究了。藏盂大师陈玉堂先生在《藏盂小志》一文中，对水盂也不吝赞美之词，并论述了水盂作为文房第五宝的理由：砚为石，石可炼金银，故砚为“金”；纸以草木为原料，可属“木”；墨乃松烟熏制，属于“火”；笔之毫来自羊兔鼠狼，此畜皆以土安身，故属“土”。唯“四宝”缺水，若以盂为水，岂不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陈氏的意思是，书房藏有“五宝”，也就相当于五行不缺，生活岂不顺达美满？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拿水盂不当回事的人，前边所说的工匠不作数，仅我见过的一位名画家，他就把一件青花的水盂当成了烟灰缸，烟屁股堆积在水盂里，像丛林一样，看着实在心疼。我也见过另一位画家整洁的画案上，一溜排过来的物件：笔架、端砚、色碟、水盂、笔洗、印盒等等，不仅摆放齐，造型也美。水盂是小口，像是陶的，很古雅，里面的水是清的。笔洗略大，是广口，为图案精良的青花瓷器，里面的水略带点墨味。我看画家作画前，先取半块墨，在端砚里磨几下，又用水盂里一个造型别致的白瓷小勺，撩一点水，再磨几下，便提笔挥洒了。上色的时候，也是这支笔，在笔洗里洗洗，再在画碟里蘸蘸，看他勾描、涂擦，小心收拾，很是一种享受。我也藏有几个水盂，都不是名贵之物，放在书橱里，有的当成了零钱罐，有的放些夹子等小杂物，实在有点对不起它们了。我的书桌上放置的一只水盂，是在旧货摊上淘来的，没有款识，只因为造型好看——虽然是普通的鼓形，但身姿略矮，线条流畅，胎釉清晰，常看不厌。我本想买两个相似的水盂，用来放云子，和朋友下棋时，拿出来，必是情趣独具，但始终没有凑成对。砚《翁同龢归籍清单》里，有好几处“红研”的记录。“研”，就是砚。旧时，“研”、“砚”相通。红砚是什么砚呢？中国古有“四大明砚”之说，即端砚、歙砚、洮砚，红丝砚（和如现今流行的“四大名砚”略有不同）。翁氏所说的“红研”，应该就是红丝砚。红丝砚原产地在古代青州黑山和临朐老崖固一带，如今红丝石已经没有了。2007年我到山东淄博参加民间读书会，遇到一青州来的书友，问其红丝砚石，说还有，但已经是凡人很难见到了。红丝砚的原料当然是红石头了，丝状纹理也精美好看，制出的砚来特别精美，早在唐代就开始出名，西晋张华在《博物志》里曰：“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宋代唐询在《砚录》里也说：“青州黑山红丝石为砚，人罕有识者。此石至灵，非它石可与较议，故列之于首焉。”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砚谱》里说：“红丝石砚者，君谟赠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云须饮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彦猷甚奇此砚，以为发墨不减端石。”这里是说明红丝砚的石性和用法，真是“此石至灵”也。所以，两代帝师翁同龢的“归籍清单”里有所列的红砚，可见直到这时候的红丝砚还是深受文人追捧的。有一年春末夏初吃杨梅的季节在常熟玩，朋友带我到虞山去勾留了一天。先去兴福寺吃面，又到小石洞喝了新茶，到大石洞的竹园里吃了午饭，下午看了钱谦溢、柳如是墓，傍晚时到了黄公望墓地。黄公望墓和钱、柳墓一样，是江南常见的土坟，不禁有点为他们叫屈，一个是大画家，虞山画派的领风骚者；一个是大诗人，虞山诗派的辞章领袖。他们在全国画界和诗词界的地位，自不待言，却连一个小小的纪念馆都轮不上。好在，黄公望墓前有一个不大的祠堂，我们进去瞻仰了黄公望的牌位。就在黄公望祠堂小院里，我看到层层叠叠垒着不少字典厚的板石，还有半成品的砚。旁边的小厢房里，有一中老年者正伏案雕刻，自然也是在制砚了。同行的老浦对他熟，相互招呼了几句，一嘴常熟话我也听不懂。我对他制作的砚感兴趣，陈列在一个镶着玻璃的木质柜台里，大大小小，有方有圆，还有不规则的造型，有的砚古朴，稚拙，有的精巧、灵动，有的光滑如洗，有的砚雕了好看的花纹，价格从几百到上万的都有。同行的作协主席王晓明先生是个收藏家，他给我简略地介绍了虞山砚的特点。虞山的砚石称赭石，当年黄公望作画时，就曾用此石当颜料。赭石在虞山虽然平常，但要想找到能适合制砚的，也不那么容易，一来，赭石是一层一层的，多为碎石，或带密集的裂纹，不易得一块又厚又大的整石；二来赭石硬度不高，大多很软，用手能掰断，拿硬度不够的赭石做砚，摩擦容易走形，也容易掉角。所以找一块硬度够、又没有裂纹的砚石，真是很难。还有一个段子，是说清末的画家沈石友，赠送吴昌硕一方虞山赭石砚，吴氏作画要用赭色时，就拿出此砚，用牛皮胶掺水研磨，赭色散出，便可当颜料使用了。这当然是传说了。不过用虞山的赭石砚磨了的墨，书写的字，在日光或灯光映照下，会发出赭红色的晕光，这倒是别的砚台所办不到的。我有一次买砚的经历，也颇值一说。大约二十年前吧，和一个朋友在青年路古玩市场闲逛。在一个摊点上，看到一方砚（摊主说是端砚，我拿不准）。砚很大，工艺也很讲究，有铭文，还雕有一行篆字，下有落款（内容忘了）。我喜欢这方砚的庄重、质朴，看样子，用过的人也有点风雅，否则不会题字落款。一问价，不贵，在我接受的范围内。要不要买呢？我喊来同行的朋友，请他看看，拿拿行情。朋友是书法家，也爱收藏点杂件，比我更懂行情。他拿起砚，左看右看，又是掂又是摸的，最后不屑地说，不值。我们又分头瞎转去了，待我回来时，那个摊主认出了我，叫住我说，那方砚，叫你朋友买走了——他自己想要，哄你的。原来这样。古今文人的书房里，最不缺的，就是砚了。砚不仅是书写的工具，有时也可是寄情、励志的载体；也可以闲玩、欣赏的文器。蒲松龄有一方名砚，是金石名家李希梅送给他的，砚盒上刻有蒲松龄在柳泉下的著书图，并雕有一联，云：“柳泉酿才才才孤鬼寄真意；文章憎命命命丹心留人间。”废名在《三竿两竿》里说：“苦茶庵长老曾为闲步兄写砚，写庾信《行雨山铭》四句，‘树入床头，花来镜里，草绿衫同，花红面似。’那天我也在茶庵，当下听着长老法言道，‘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四句里头两个花字。’真的，真的六朝文是乱写的，所谓生香真色人真难学也。”这里说的“苦茶庵长老”是指周作人，周氏在给友人题的砚铭，引用的是六朝人庾信的句子，还对该句进行了点评。且不说点评是否得当，只是能在砚上刻有这样的铭言，也是一件大风雅的事。小说家徐东先生不知从什么时候，突然开始玩起了石头，而且玩的是原石，即未经人工削磨过的，各等纹理、造型的都有，最神奇的，就是天然的砚石，这些“砚”，体量不大，砚槽明显，纹理精致，不仅可观赏、把玩，也是确可以使用的。我也藏有一方砚，不是为了用，而是看。这方砚是卖旧书的朋友送我的，特精。颜色不是传统的黑色，而带有点赭黄（当然不是翁同龢所用的红研了），有漂亮的纹理，黄赭相间，理黄者丝赭，理赭者丝黄，且变幻无穷。用手摸上去，光滑细腻，如幼儿的皮肤。砚上的图案是一组荷塘图，荷叶，荷花，荷梗，相互穿插交错，甚至荷叶上的露珠和藏在荷叶下的青蛙都活灵活现。雕工更是好，采用圆雕和镂空配合的技法，结合细刻和线刻，又巧妙地利用了黄赭纹理，使图案看上去像上色一样的逼真、干净、利索，整个外形大气而考究。我曾经在家乡的小作坊里雕刻过水晶，知道刀痕和凿口不易消磨，要用滑石和水麻细砂反复匀磨才能见效。但此砚不仅凿口平滑，且柔润溜手，显然是经过精心处置的。如今，我把这方砚摆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原来占领它位置的是一个带红木底座的水晶雕件，我把它移走了。我在静坐思考时，会出神地看着它。有时也并非要看出什么来，只因为有它在我眼前，成了一道丰富的风景，便能使人心安、心静，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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