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伯多造像题记书风与文体考察

北魏《姚伯多造像碑》为道教造像碑，现藏于药王山碑林博物馆。该碑四面造像，左上角残损。此碑作为北朝早期造像，去汉不远，造像题记书体中多流露出汉人的淳厚之气，特别是题记文辞华美流畅，全文一千一百余字，是现存造像题记中文辞最多者。作为完整文本，文字顺序应是先碑阳，后碑阴，然后碑两侧，碑两侧文字的顺序是先男后女。本文现就《姚伯多造像题记》的书风和文体等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祈请方家指正。

一、《姚伯多造像题记》书风考察

(一)《姚伯多造像题记》的书风

从书刻风格来看，《姚伯多造像题记》整体上显得朴厚古拙，率意而为，结字大小正斜相间，线质浑厚，用笔无明显提按变化，方圆合宜。比起北魏中后期开张跌宕的书风，显得更加朴实无华，深具汉碑淳厚之气。以下就其具体用笔、结字、整体布局分而述之。

从用笔来看，一是点画形态变化丰富，特别是一些点画较多的字体，点画造型的灵活处理更加丰富了用笔的厚重和力量；二是主笔突出，开张舒展，给人以爽劲之感；三是笔形方圆相济，骨力刚劲；四是横画笔形多右倾形，这当与刻工的凿刻习惯有关；五是较多捺向笔形隶意明显，如“道”“速”“世”“远”等字。在结字上，字体的外部形态多呈不规则几何图形，结体随意自然，字的重心多下移，尤其是一些独体字，结体多为扁方形和三角形。左右部件的字，造型参差错落，高低变化，富有意趣，极具审美意味。在章法布局上，《姚伯多造像题记》参差错落，浑然一体，在不对称中寻求平衡，这类似于晚明一些行草书的布局，较同时期其他题记，显得更有自由度和表现力。

综上，《姚伯多造像题记》碑之阳、阴、左、右书风均异，碑阳字体线条较粗重，捺笔沉厚，隶意较浓。碑阴点画线条较之则显轻盈疏朗，章法雅静空灵。碑左侧字体撇捺夸张舒展，结字宽而松，布局灵活，参差错落，而右侧字体则布局较匀称规范，结字紧凑。概言之，《姚伯多造像题记》行距分布打破整齐划一，空间错落有致，字势得自然之妙理，实为北朝书法异品之代表。

(二)《姚伯多造像题记》书风成因及其影响

《姚伯多造像题记》书刻风格的形成，与当时刻工的审美、文化素养、技术的优劣以及造像的刊刻程序诸因素有关。

其一，刻工的审美、文化水平、师承和刀功优劣都会影响《姚伯多造像题记》字体风格的多样性。《魏书·世祖纪》载： “……其百工技巧、驺卒子息，皆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1](P90)

可以看出，当时刻工身份地位极其卑微，文化教育程度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且北魏关中地区，多少数民族杂居，其汉化程度要远低于都成洛阳，即使有高水平的刻手，也都征集去为皇家服务。如孝文帝时期关中王遇，时就掌管皇家建造宫室之事[2](P23)。况关中一带的造像和题记活动，多以村邑、家族类群体为主，因受自身客观条件的限制，其题记的风貌和规格与皇家造像相较差异明显。华人德也认为： “陕西关中地区的造像碑，字形奇怪诡异，形成了与洛阳一带迥异的书风。如太和所刻的《姚伯多造像碑》。”[3](P72)

可见，正是由于关中地区民间书写和刊刻技术的双重作用，形成了《姚伯多造像题记》书风古拙淳朴、苍茫率意和形态多变的字体特征。

其二，《姚伯多造像题记》似由多人共同刊刻完成。造像题记的完成，一般先书手书丹，再由刻工刊刻，然后修改调整，最后完成工序。从书丹来看，《姚伯多造像题记》似多用圆笔书写，且较多用笔还遗存着篆隶笔意，但经过刻工二次加工，我们看到的多是较方的笔形，横画主笔突出，体势欹侧，结体亦趋不规则和方扁形，例如“穷”“会”“畅”等字[4](P128)。

此外，北魏时期造像之风盛行，在关中、北地郡一带，大量刻工因长期受地域书风、师承诸因素的浸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刊刻习惯，为按期完工，造像活动的完成多是群体协作，分工明确。这样，形成同一座造像碑上，题记书风均异[5](P58)。这就不难解释《姚伯多造像题记》为何字体风格多异，书风灵活自由了。

综上所述，《姚伯多造像题记》是由多人合作，共同刊刻完成的二次艺术，因刻工手法风格的差异，造成不同碑面的笔形、结字、章法、空间的各异，使《姚伯多造像题记》的字体风格多样化，从而亦造就了其古朴稚拙、率真自然的书风。在书法史上,北魏关中地区的“题记书法”起到功不可没的过渡作用, 为中国书法在隋代的统一和唐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书法风格亦成为后世书家学习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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