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夏商时代的文字与文体(4)

《尚书·书序》云：“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洪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这百篇“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历经秦劫，至汉唐已遗失近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有统计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摄十三，十一篇亡。谟凡三篇，正二，摄一。训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摄十四，三篇亡。诰凡三十八篇，正八，摄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摄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摄六，四篇亡。”现见诸今文《尚书·书序》所记的《虞书》除《尧典》、《舜典》两篇外，另记三篇云：

皐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谟)》《皐陶谟》《益稷》。

今文《尚书·书序》所记《夏书》有四篇：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贡》。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另外，《胤征》文中提到一篇《政典》，郑氏注：“《政典》，夏后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传世文献中有引述《夏训》《夏书》等佚文。这类《虞夏书》的文体体裁形式，残留有虞夏时期成文篇章的遗影，未必皆出后人杜撰。夏代文体体裁形式，据唐兰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简短的演说辞，如《甘誓》《胤征》；另一类是由韵文歌谣而变成史诗，如《五子之歌》，这也应了韵文先于散文的文学起源史的定律。[34]

下面录今文《尚书·夏书》的《五子之歌》，(16)《五子之歌》，《国语·楚语上》作“启有《五观》”。以窥其文体体裁的形式：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五子之歌》文体表述的体裁形式，起首是简单的记叙文，后以“五曰”一系列格言为训，如言“民可近不可下”，謂民可亲近但不可失分寸，“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万姓仇予，予将畴依”“弗慎厥德，虽悔可追”，皆属治世明鉴，乃本之人生的经验谈，流露出上古哲学思想的萌芽，正如《书序》所说“垂世立教”“恢洪至道，示人主以轨范”。有的格言是有韵文的，如予、依；如“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荒、荒、音、墙、亡；如“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左传》哀四引《夏书》作‘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唐、方、(行、)纲、亡；都是韵，惟韵文并未通贯全篇，与史诗异。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通过周初周公之口，讲述了殷人的祖先用简册记录灭夏的故事。可推测，记事文体可能萌芽于夏代，发展于商代，成为一种记载、叙事、情感意识表达与生存活动或人生生活经验的文字记录形式。记事文体是早期散文的一种体裁,记人叙事,写景状物,可以抒发情怀和描述情感,阐述观点主张，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由此而具有了文体意义,成为夏商两代渐成主体的一类专事记录的文章形式。

专事记录的篇章，在《尚书·书序》记有《商书》三十一种凡四十篇，篇目如下：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