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猫的文体认定与教学思考(2)

【前因】芝清和文贞克服万难各自解除了原先的婚约终于走到一起，可又在面对现实时所持态度很不一样，文贞为此而感到悲观时。

【心理描写】她现在完全失望了，她感到自己现在成了一个孤寂无侣的人了；……

她心里除了淡漠与凄惨，什么也没有。她什么愿望都失掉了。

5.《失去的兔》

【前因】一直声称对贼的行为可以原谅的“我”，当家中养的两只兔子被贼偷走时。

【心理描写】又加了一层的难忍的痛苦与悲悯！

……

我心里充满了痛苦，悲悯，愤怒与诅咒，抱了头默默地坐在书房中。

6.《王榆》

【前因】身份介乎“用人”和亲密的朋友之间的老厨子王榆，多次忠恳地告诉“我”一个朋友有赌博的情况，却被“我”误以为是对“我”朋友的侮辱，因此厉声呵斥了他时。

【心理描写】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后悔不迭。他不曾从祖父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如今却从我这里受到！我当时真是后悔，真是不安，——至今一想起还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脚步留住了。我怅然地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我想他心里定是十分的难过的。……我愿他能宽恕了我，我愿向他告一个、十个、百个的罪。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记。

不难发现，虽然故事本身各不一样，但作者所表达的人物心理或情感大同小异，有些心理描写的话语换到另一篇文章里似乎也能“蒙混过关”，并且没有明显的违和感。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集子中怎么会有这么多作品都在表达着相近的主旨呢？

联系作者创作系列小说的时代背景，即可明了作者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创作追求与社会思考。“五四时期一批鼓吹个性、爱情和人道主义等主题的作品，往往只是从个人受阻于社会环境这一角度入笔的，而郑振铎同类题材的创作，则是更多地把笔触返顾于人物的自身上面，由此启示读者：诚然社会环境是基本的，但如果张扬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及社会平等的人，自身的心态不健康不完善，也会事与愿违的，因为个人本身对他人来说，也是一种社会因素，个人本身心灵上的弊病，也会转化成为一种社会性的阻力。关于这一点，郑振铎在《猫》和《失去的兔》两篇中有所体现，在《冷漠》中也有所渲染。”[3]可见，每个故事只是借以表达作者思考的外壳，而在特定时期里，其要旨一般是比较相近的。

（四）从《猫》一文的主旨表达来看

《猫》记述了“我”三次养猫的经历，三只猫外貌、性情各不相同，结局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的情节是：“我”和妻子断定第三只不受待见的猫就是咬死芙蓉鸟的“凶手”，那只猫在“我”的惩戒后逃跑了。后来看到一只黑猫衔走另一只芙蓉鸟时，“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行文至此，开始了“我”大段的心理描写，表达了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之意。

其实，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逻辑漏洞。虽然李妈亲眼看见了黑猫衔走另一只芙蓉鸟的事实，但不能因此证明前一只芙蓉鸟也是黑猫咬死的，毕竟没有亲见。换句话说，第三只猫咬死前一只芙蓉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可文中的“我”因此断然否定了第三只猫咬死芙蓉鸟的可能，转而进行良心的自我谴责。从故事内容而言，这样的因果转变不符合情节逻辑，但从主旨角度来说，是符合情感表达逻辑的，并且这一主旨与整本书中其他篇章的主旨相一致。

诗人艾青曾说过：“写诗的人常常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4]同理，写小说的人也可以为表达自己的某种思考或主旨而构思符合情感逻辑的故事，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所言即是明证：“……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家庭的故事》中的《猫》及其他以自责和追悔为主旨的故事同样如此。

因此，有学者认为郑振铎的《猫》“与其说它是为了表现人道主义的博爱思想，不如说是为了表达作者对于自己的过失的深深的内疚与忏悔”，进而认为《猫》是“受鲁迅作品《风筝》的影响的”，因为《风筝》发表于同年2月，主旨是“对于自己童年过错的自我谴责”。[5]如果理解了文本的逻辑漏洞，然后结合整本书中其他同类题材或主旨的文章，这一说法成立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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