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夏商时代的文字与文体(3)

据《逸周书·殷祝》云：“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复而再拜。”夏商之际是否有天子之玺，实不敢信。但今知商代晚期已经有铜质玺印，其用途可能源起与印模有关。就我们所见，传世及考古发掘发现的晚商玺印共有七方，皆出土于安阳殷墟，形制相似，铜质，扁方形，上有鼻纽。一方边长3.2×2.5厘米，阳文，玺文为“翼子”，氏名加爵称。第二方通高1.5厘米，边长2.4×2. 6厘米，重13克，阳文，(12)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北京函雅堂影印本，1940年，卷下11～13页。又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故宫宝笈 铜器·文玩》，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图49a。玺面文字为“亚罗示”，李学勤谓“亚罗”是器主族氏，“示”是器主之名。第三方通高1.6厘米，边长2.8×2.9厘米，重20.2克，田字格，朱白文，玺面文字可能读作“旬抑直”，涵义类似某某之玺。(13)李学勤：《玺印的起源》，《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8～81页。又《试说传出殷墟的田字格玺》，《中国书法》2001年第12期。以上两方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四方边长2.5×2.5厘米，玺面阳刻一兽面纹，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五方边长1.5×1.6厘米，厚0.33厘米，纽高0.49厘米，1998年秋安阳市西郊水利局院内发掘出土，玺面阳刻半个兽面纹。此两方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的肖形玺印。(14)徐畅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第92卷《先秦玺印》，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3年，第29页，图5、6。又参见李学勤：《试说殷墟新出土的铜玺》，《中国书画》2004年第2期。第六方边长2.2×2.4厘米，厚0.45厘米，钮高0.89厘米，2009年殷墟西南王裕口村南M103发掘出土，整体略呈方形，横截面为梯形，玺面內凹，玺文为阴刻人名兼族名“”字。[30]第七方边长2.2×2.2厘米，厚0.45厘米，纽高0.46厘米，2010年安阳殷墟南部刘家庄北地H77祭祀坑出土，玺面由上部并排阳刻两个族徽字“”，与下部阳刻一夔龙纹组合。[31]晚商玺印亦大致可列为服务于当时贵族阶层的实用性文化物件。

晚商玺印七方

相反，殷墟历年出土近百余件陶文，内容品位一般要低于玉石器文字。据刘一曼统计，殷墟出土陶文的地点有小屯、大司空村、后冈、花园庄南地、苗圃北地、白家坟等处，“殷墟陶文有单字122个，其中可以释读的64个，重复出现的41个，不能辨识的字17个，还有易卦数字五组。出土陶文的器类有盆、中柱盆、器盖、豆、簋、罍、罐、大口尊、鬲、‘箕形器’、范等。”[32]陶文有朱书、墨书或先刻后烧、先烧后刻的，其内容有陶工在陶坯刻作表记的数字符号或位置符号，如“一”“二”“三”“四”“右”“中”“左”之类；有人名、族名、方国名，如“夒”“甗”“乙”“小子”“妇守”“□亚”“亚”“万”“戉”“戈”“木”“井”等等；有“己”“壬”“乙丁”之类的干支字；有“庚见石旨”“曰叀多友叀中”之类的记事文辞。(15)参见李济：《小屯·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6年。高明：《商代陶文》，《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郑振香：《陶文与符号》，收入《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8～255页。小屯东北地殷墟文化一期灰坑87H1出土将军盔朱书陶文“曰□曰必禽延雨”，[33] (P253)书体同于甲骨文组大字类，值得注意。陶文通常书刻于陶器的唇沿、肩部或器表、器壁、器底部位，字体较甲骨文显得“俗气”，结体欠规范，急就有失经意，简略率真，单字为多，长句鲜见，大致是在当时的中层社会中发挥其一定的沟通交流与传播作用。

小屯东北地87H1将军盔朱书陶文

总之，文字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无疑远较夏代要普遍，各地出土的自由不羁、随意草率的陶文，诸多石器刻文、华贵的玉器朱书墨书刀刻文、庄重典雅的青铜礼器铭文、玺印文，以及甲骨文等等，多层面揭示了文字的实际流行状态，真实保存了当时的语言要素，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已脱却原始象形绘画的构形，属于一种实用性较为成熟和文化功能强大的意音文字，其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信息量到底有多大，怎么也不能低估，也是直接考察当时文字记述体裁形式及语言文学初先形态的可贵语料。

二、夏商文体形式

文体文例，是文字在相关附着材料上具体记述的体裁形式，对夏商来说除了有成文篇章与书契载体结合形态的地下出土文字文献实物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传世上古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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