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体到文体破体论源流史述(5)

（一）钱钟书的破体论。 钱钟书是第一个把破体从书体转向文体的文体理论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名家名篇，往往破体。 在上文考证李商隐、韩偓、李颀所言“破体”为破文体之前，钱钟书提出了“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这个重要论断［8］888。 这个破体论断也是他在《谈艺录》《宋诗选注》 等著作中反复论及体制为先、辨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文体范畴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二，“文成破体”与“文家大体”。 钱钟书将“文成破体”这一鲜明的“文体”破体范畴作为批评术语，以区别成为学界共识的书体“破体”。 他运用“文成破体”来评论《周易》，在“盖文家大体”这一“体制为先”辨体论的前提下，指出并肯定“今乃文成破体”［8］5，辨体与破体并举，这在文体学理论史上意义重大。 如果说上一例还是从文字学的视域用“文成破体”评论《周易》，与“文学”和“文体学”还“隔”着一层，那么，接下来分别从文体源流史的角度用“文成破体”来评论“七体”［8］904和“连珠体”［8］1135，就令“破体”更具有了文体批评理论意义。

其三，殊为破体与破体跳出。 在沿用古人“文成破体”之语外，钱钟书也大量运用“破体”对历代文学文化现象进行评论，体现出有意识的文体批评。 或从文字学角度对汉唐以来的“破体之‘俗字’”和“则天之创体”加以贬斥［8］977，体现出对“破体”在不同学科和不同语境下的态度倾向。 或着眼于宫殿台榭之赋体的得体与失体，认为刘逵或张载之注破坏了“注疏体”的本来面目，故而是“破体”之举，所谓“于全注殊为破体”［8］990，内含些微不满之意。 或以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之诗句为核心，遍举历代关于这一诗体的源流演变，认为王世贞所谓“我笑残花花笑我”云云，就“皆可谓破体跳出者”［8］1484。 凡此都与钱钟书“破除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形成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文体意识”息息相关［47］。

（二）吴承学的破体论。 吴承学是新时期文体学研究的旗帜学者，其两篇文体学开山之作《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辨体与破体》与钱钟书破体辨体论的影响息息相关，并掀起了近四十年文体学以“破体”及“辨体”为题的研究热潮。

前文认为“先体制而后工拙是传统文学批评的一条普遍原则。 然而宋代以后，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气：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等在在可见”［31］。 后文在对“破体”进行界定时，引用了张怀瓘、戴叔伦、李商隐、钱钟书等相关破体论断，并对辨体、破体的关系进行如下界定：“宋代以后直到近代，文学批评和创作中明显存在着两种对立倾向： 辨体和破体。前者坚持文各有体的传统……后者则大胆地打破各种文体的界限，使各种文体互相融合。 ”［1］

（三）吴承学破体论的影响。 自1989 年吴承学《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一文之后，三十年来出现了众多以“破体”为题的文体学论文，而且从1990 年开始，关于书体“破体”的研究也应势而起，与文体“破体”并驾齐驱。 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吴承学“破体为文”一语影响，以此为题的论文很多，实则是李商隐“文成破体”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钱钟书已经反复使用“文成破体”进行文体批评了，当然“破体为文”更为易懂和易为读者接受。

二是受《辨体与破体》一文的影响，之后以此为题或相似对举而出诸如破体与尊体、破体与创体、破体与正体、破体与效体、破体与本色等的研究论文也很多， 通过这种对立范畴的辩证考察，也让文体学理论研究得以深化和拓展。

三是书学“破体”论文的复兴。 耐人寻味的是，自1990 年第一篇破体书法论文起，五年内四篇论文都是关于日本破体书道研究的， 主要引证中晚唐张怀瓘、徐浩、戴叔伦、李颀、李商隐等相关文献，之后研究中国书法破体的论文也大抵如此。

五、余 论

综上所述，书学“破体”论虽历经千余年的发展演变，绵延不绝，体现了丰富的理论内蕴和鲜活的生命力，但若置于浩如烟海的书学典籍文献中来看，并未成为书学批评的主流术语，例如仅仅唐张怀瓘、徐浩、李颀、戴叔伦、李商隐、韩偓、宋吴曾、明杨慎、王世贞、赵宧光、汪砢玉、焦竑、清钱谦益、钱泳、阮元、陆以恬、陈启源等有所论及，而且除了明清杨慎、赵宧光、阮元三者有意识地反复运用之外，他者则皆为偶而提及，从中也可看出这一理论范畴的微弱影响。与此相较，其所衍生出的文体批评就更为尴尬， 唯有元代方回所谓“出格破体”之语“一枝独秀”，这与新时期以来文体学上“破体”论研究的繁荣态势简直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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