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体到文体破体论源流史述(4)

晚明汪砢玉结合“书才”与“书学”也即“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阐明“章法”与“变法”，“正体”与“变体”、“正字”与“破体”的关系，所谓“米元章有书才而少书学， 黄长睿有书学而少书才”、“谓长风帖为逸少少年未变体书”等［33］，这明显继承了刘勰、 严羽以来关于文学上的 “才”与“学”的关系，且都与“文体”息息相关。 此外，焦竑从古籍文字校勘刊误的编纂学角度，对版本流传过程中，因“笔画差互，文理混淆”而产生的文字传写传抄之误而产生错字别字，称为“破体”，如焦竑《论字易伪》云：“曰笔画差互，文理混淆，皆由书生传写破体者，多对读灭裂，刊正者少。 ”［34］

其二，清代书学破体论。 清代破体论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关于汉代篆隶之破体，这与唐代破体指变右军行书不同，也是清代书学破体上较有理论价值的，如钱谦益《华山庙碑歌》称“儛书不顾经若典，破体岂论隶与蝌”［35］4508。 华山庙碑向来以为汉隶之正体，篆隶相间，不过篆隶乃正中有变，又具有“破体”特征，如全祖望《汉隶字原校本序》云：“于汉隶字原每字中取一正体，以朱笔标出之，或破体而不背正体者，亦标出之，其虽无当于正体而近是者，亦点出之。 ”［36］以汉隶为正体，正体与破体对举。

二是关于北朝碑字刊刻之破体， 指不守正体，随意造字，对此所论钱泳和阮元一脉相承。 如钱泳《书学》载：“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学脉亦忘之矣。 ”［37］61论“六朝人书”认为“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37］62。他赞同阮元“书分南北宗”的见解，影响晚清一代书风。 阮元《南北书派论》云：“唯是遭时离乱，体格猥拙......唯破体太多，宜为颜之推、江式等所纠正。 ”［38］632《北碑南帖论》云：“北朝碑字破体太多，特因字杂分隶，兵戈之间，无人讲习，遂致六书混淆，向壁虚造。”［38］636再如洪亮吉《题饶上舍晊印谱》云：“尔来识字益不广，谁肯细意搜鱼虫。省文破体入书舍，阁帖堂碑益增价。 ”［39］此处洪亮吉旨在对工书法而不识字的现象提出批评， 也体现出了洪亮吉对先秦奇字的敬仰。［40］

三是与上一则相似，主要指破体字，或着眼于科举考试要求书写正体，如陆以恬《冷庐杂识·破体字》载：“朝考殿试，最重书法，大要以黑、光、匀为主，并不可有破体字。 ”［35］4508或着眼于文字训诂学上的书学破体， 是一种独特的书写文字形体上的破体，如陈启源所谓“说文有奰字无贔字，贔殆奰之破体，后遂分为两字乎”［41］。再如郑燮的“破格书” 云：“古人书法入神超妙， 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 ”［42］

其三，明清破体的衍生。 关于明代，主要是沿袭宋元以来的易学、儒士、武举破体，并无新意。此外，还衍生出医学破体，不过也可归为“人体”破体之类。 如孙一奎云：“有破体太早，肾未完固而泄其真阴，以致肾虚不能纳气归源者。 ”［43］关于清代破体的衍生，除了武举弓射破体如秦蕙田所谓“挽弓破体”之外［44］，还有另一种“人体之喻”，如郑方坤所谓“故女子初破体，曰破瓜，年当二八也”［45］。 此外，还增加了科举制举之破体，这是一种制度破体。 如李光地《名文前选序》称“制举之文可传乎......至于破体坏法，踔躏颠倒，尤韩子所谓杂乱无章。 ”［46］

较之唐以来历代书道“破体”理论，明代最为突出，这一方面与杨慎、王世贞等在文学史、批评史及书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密不可分，将文体和书体上的辨体破体有机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这也是时代文艺思潮的反映，因为明代是六朝之后另一个文体集大成时代，其中“辨体”批评尤为突出，这从明代辨体总集的繁荣可略见一斑，而辨体与破体作为一组对立辩证范畴，就如一个共生体一样密不可分。

四、当代的“转型与复兴”

在现当代“破体”论的转型与复兴进程中，钱钟书和吴承学两位学者至关重要。 钱钟书在梳理自唐以来千余年的破体学术史的基础上，接续文体学上“破体”之命脉，构建破体理论体系，并通过自身的破体批评实践，成为破体从书体向文体转型的关键。 其影响所及，吴承学两篇“破体”论文的发表，促成了近四十年来文体学上“破体”论研究的兴盛，而且这种文体破体的兴盛也顺势带动了书体破体的复兴， 相关研究论文并行共进，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呼应了唐代发生演变期书体与文体的共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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