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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散曲选本中的元人散曲观及曲学史意义(5)

来源:文体用品与科技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5-2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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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选家视清唱的北曲为诗学正统,在明确的文体认知下对散曲文学进行分类整理。现代学术中的元散曲观念之形成就直接受其影响,明代的散曲选本编纂

元代选家视清唱的北曲为诗学正统,在明确的文体认知下对散曲文学进行分类整理。现代学术中的元散曲观念之形成就直接受其影响,明代的散曲选本编纂体例亦承接其而来。明代散曲选本虽出现了一些令套不分、散曲剧曲不分、南北曲合选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明人对曲体不能明辨。如《雍熙乐府》将南曲小令、南曲套数都单独归类;《北宫词纪》《南宫词纪》分别只收北曲和南曲,前者只收套数,后者分套数和小令两体;《词林摘艳》也是小令和套数分开,小令部分先收南小令,再收北小令;《太霞新奏》分套数、杂调、小令多卷等等;《盛世新声》《雍熙乐府》等虽然选录了不少剧曲,但基本都明确标明剧目出处,与散套区分开。可见,明人曲选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元人散曲选本的体例。不过,和《阳春白雪》《乐府群玉》和《太平乐府》这3部元人选本相比,明人选本的确存在很多粗疏之处,如《词林摘艳》的套数部分只按宫调分类,宫调之下并未按首支曲牌分类;《吴骚合编》套数和小令统一按曲牌进行混合分类;《吴骚集》没有明确编排体例等等。固然有选家手笔上的差距,但显然元人选本的文体意识更为突出。许多明人散曲选本更偏向对当时流行音乐进行直接记录,并为演唱活动提供方便的脚本(与元人选本《乐府新声》性质同类),因此,收录的许多作品都没有著录作者信息,编排上也自然会出现粗疏笼统的各种问题。

三、元散曲名家阵容的确立

选本的重要意义通常还体现在名家名作的记录和挑选上。选入哪些作家,不选入哪些作家,完全出自选家的审美标准,而这又会随着选本在后世的流传,对后来的文学史建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讨论元散曲史时所能列出的一系列代表作家,资料来源除了《录鬼簿》《太和正音谱》等戏曲史料对元散曲作者的罗列记载外,元人选本实乃重要的参考依据。隋树森在编《全元散曲》时,就充分感受到编选之困难,因为流传下来的曲选和散曲别集实在太少,除这几部可见的元人散曲选集和4位作家的散曲别集之外,所参考的明散曲选本中,大量的作品并没有标明作者与时代,其他的曲谱、词集、笔记中可以使用的资料也更加稀少。(20)隋树森:《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4页。而和散曲别集相比,这几部元人选本以丰富的材料成为后代人了解元代曲家创作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也是认知元散曲史上名家地位的重要根据。

《阳春白雪》《乐府群玉》《太平乐府》这3部选本都体现出收录名家作品的目标。《阳春白雪》旨在选录“阳春白雪”一般的佳作。贯序中两次提到“数士”:“不能追前数士,愧已”、“评中数士之词,岂非阳春白雪也耶?”贯云石以“阳春白雪”来称呼他所钟爱的“数士”“深度”之作,同理,杨朝英亦是将其所选的诸家视为名家代表。至《太平乐府》,邓子晋更在序中直接提及杨朝英所选“皆当代朝野名笔”。《乐府群玉》题目标注“类聚名贤”四字,“名贤”正是选本对收录对象的重要标准。这几部选本对“名家”的呈现受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影响。客观方面,这些作家在当时的文坛上有一定的名气。元人编纂自己的散曲别集并不容易,如乔吉“江湖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元人散曲别集极少的原因。因此,选家对作品选录需要依靠多种渠道,如参阅少数的别集、搜集文人之间互相流传的作品、记录舞榭歌台演唱的散曲等等,如果不是当时极有名的词手,就很容易出现作品不能广泛流传,或作品流传而作者不知何人的情况。后者即在《乐府新声》和明代许多收录元曲的选本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乐府新声》中被明确标注出的17位作家姓名中,除了张彦文、陈草庵、滕玉霄之外,都不出另3部选本所记录的作家姓名之外,除此以外都是无名氏作家的作品,可见散曲作者广泛扬名之不易。主观方面,选家基于自己的审美标准对作品进行筛选,选家只有认可这些作家的作品,才会将其收录入选本中成为典范。当然,这些作者是否都是时人广泛认可的“名家”还有待商榷,但几部选本对130位左右曲家的收录,仍然从整体上呈现了元代散曲文坛的基本创作格局。

《阳春白雪》《乐府群玉》《太平乐府》都较为详尽地记录了元代诸位曲家的姓名。残元本《阳春白雪》以及《太平乐府》更是在卷首分别置有“《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和“《太平乐府》姓氏”。《阳春白雪》残元本的姓氏名录和10卷元刊本实际收录的作家名目相加,知姓名者共计85人。《太平乐府姓氏》除去重复人名亦载81人姓名。天一阁旧藏明人影印元钞本《乐府群玉》收录知名的曲家共21家,任中敏又据明人曲选《乐府群珠》辑补两家,合计23人。加上《乐府新声》收录的标注姓名的作者共17人,4部选本共呈现的散曲作者在130位左右。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元散曲作家,绝大多数来自于这些记载。杨氏二选收录的作家范围最广,从其名目来看以中下层文人为主,同时亦有元好问、姚遂、贯云石这样位居高位的文人。他在《太平乐府》中还选入了两位行院女性珠帘秀和王氏的作品。虽然数量很少,但意味着杨朝英并不在性别和职业上排斥散曲作者进入乐府名家体系,表现出开放的选家胸襟。他在二选中也收录了自己的一些作品,可见他并不愿意站在选本之外,而将自己也与其他名家并列,获得一席之地,展现出他对自己散曲作家身份的高度自觉,以及将自己写入文学史的自信。相比之下,《乐府群玉》收录作家似乎更有地域的偏向性。葛云波考证《乐府群玉》所收录的作家都或多或少与杭州有些关系,认为该选本是“最集中地反映杭州散曲创作实绩的选本”。(21)葛云波:《〈乐府群玉〉所收曲家杭州交游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文章来源:《文体用品与科技》 网址: http://www.wtypykjzz.cn/qikandaodu/2021/0522/6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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