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散曲选本中的元人散曲观及曲学史意义(3)

《阳春白雪》成书于元散曲发展鼎盛之时。邓绍基《元代文学史》以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为界，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以仁宗延祐至英宗至治(1314～1323年)为界，将元散曲分为前后两期。时代环境不同，作家群体、创作面貌也有很大的区别。《阳春白雪》可以说正是对此前散曲兴盛时代的一个总结。其成书之时，出生于蒙古统一之前的姚燧(约1238年)、卢挚(约1245年)、马致远(约1264年)等人还在创作；出生于宋亡前后的张养浩、白贲、薛昂夫(约1270年)、张可久、乔吉(约1280年)等早已登上曲坛；年纪再小一些的睢景臣、贯云石(约1286年)以及更晚的鲜于必仁(约1298年)等也正式进入了创作时期，作家们的年龄跨度至少可以达到60岁。几代作家同时创作，风格多元，佳作频出，此时正是元散曲的文学盛世。杨朝英作为散曲文坛上的后辈，以“阳春白雪”表示精品之意，对此繁荣之盛景作出总结，可以说正是文学盛世编选总集的典型。此后，元散曲的创作呈现由盛转衰的特点。1330年左右，姚燧、马致远、冯子振等早期曲家都已经去世，其后活跃在散曲创作舞台上的主要是出生于1280年之后的作家。人数虽不少，但整体的创作风格已经逐渐失去《阳春白雪》时期的多样化特点，逐步转向内敛、清丽的风格，重点表现这种风格的《乐府群玉》由此而生，对这一时期清丽风格的代表作家张可久、乔吉二人之作，收录数量更是远远超出其他作家。到《太平乐府》成书的1351年左右，包括张可久、乔吉、徐再思这一批1330年之后活跃在散曲文坛上的代表人物大多也已经去世了。而从元仁宗延祐年间的散曲盛世之时再到这一时期，散曲作品无论是创作数量还是保存情况，都有利于诞生更全面更有总结性质的大型选本。《太平乐府》的成书即试图表现一朝散曲文学创作面貌，它标志着元散曲又一个时代的终结，是衰世编选文学总集的典型。选家在特定时间进行选本的编纂，正反映着他们对元代散曲发展阶段性的认知。

二、编纂体例中的文体观念

在选录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后，选家要用特定的方式对这些作品进行分类，从而清晰地呈现他所要表现的某一时期文学面貌的诸多样态，同时选家对文体特征的认识也由此表达出来。常见的选本体例，有按时间、地域、作家、体式、风格、题材分类等等。这4部元代散曲选本的体例也呈现多样化特色。《乐府群玉》收录5卷小令，按作家人名进行编排，同一作家下，再按曲牌排列作品。剩下3部选本是小令、套数兼选。《阳春白雪》在篇首收录了10首宋金词之后，又设小令5卷、套数4卷。(13)此据元刊十卷本《阳春白雪》而言，另有残元本编选形式内容与十卷本有较大差异，但只余两卷，难以考订其编选情况。《太平乐府》先置小令5卷，后置套数4卷。这两部选本都是先小令、后套数，按宫调进行分类，宫调之下再按曲牌(套数取第一支曲子的曲牌)、作家依次分类。《乐府新声》先收套数一卷，再收小令两卷，套数部分没有明显的排序规律，小令部分则按曲牌分类。

除了专选小令这一特色之外，《乐府群玉》和另外3部选本在体例上最明显的差别，是优先以作家人名来编排选本，而非优先以音乐体式来编排选本。赵义山参照《阳春白雪》和《乐府群玉》的体例差别，认为存在“元人由前期重视曲的音乐性向后期重视曲的文学性的变化”。(14)赵义山：《元人选元曲所呈现的曲学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此说不然。一方面可见选本数量有限，且更晚的《太平乐府》仍以宫调曲牌编类，难以断定有此历时性变化，另一方面《乐府群玉》选择以人系曲，与该选本整体性质有关。选本题目为“类聚名贤乐府群玉”，“类聚名贤”表现出其筛选标准为“名贤”之作，因此以人系曲才是比较合理的编纂方式。《阳春白雪》和《太平乐府》按作家人名或宫调曲牌进行编纂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杨朝英选择按宫调曲牌分类，就表现出明显的曲本位思想和分体意识。这种编排方式既有利于比勘各家名作，又有助于对音律进行探微，实际上已经初步具备了曲谱的范本意义。《太平乐府》中，杨朝英将冯子振和白贲的【黑漆弩】置于卷首，突出的并不是冯子振、白贲这两个人物，毕竟从选录作品总数量上来看，这两位作家并未排到前列。将其置于卷首的目的在于突出这几首作品的模范地位，如其所言“嘉其字按四声，字字不苟，词壮而丽，不淫不伤”。可见杨朝英是从作品本身的性质尤其是文体性质入手来观察、整理散曲作品的。当然，杨朝英并非只重乐而不重视作家，残元本《阳春白雪》和《太平乐府》卷首都置有作家名录，亦表现出明确的存人意图。4部选本中，《乐府新声》的编纂体例较前3者而言粗糙。套数部分几乎没有任何排列规律，如3套【双调·风入松】体式一模一样也并未归在一处；小令部分按曲牌归类，但却未按宫调组织。套数部分有较多的篇目标注了作者，但小令部分却很少标注。这和《乐府新声》的编选目的和选源有很大关系。选本题名中的“梨园”二字表示这是一部反映舞榭歌台中流行歌曲的曲选，其收集材料应多从现场观听或摘抄艺人演唱底本而来，因此获得的作家信息不够完整，编纂体例上也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存人”的史学意图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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