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散曲选本中的元人散曲观及曲学史意义(2)

将小令套数之曲上溯到诗三百的传统，是典型的“尊体”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期望元散曲也能承担“治世安乐之音”的社会功用。此前已有罗宗信、虞集等人提及。罗宗信认为：“国初混一，北方诸俊新声一作，古未有之，实治世之音也。”(7)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31页。虞集亦言：“我朝混一以来，朔南暨声教，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凡所制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8)虞 集：《中原音韵序》，俞为民，孙蓉蓉：《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27页。而在邓序中，对散曲寄寓诗教、乐教的期望，实际上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对元诗不能合乐、承继歌诗遗意的遗憾：“古人作诗，歌之以奏乐，而八音谐，神人和。今诗无复论是。乐府调声按律，务合音节，盖犹有歌诗之遗意焉。”这里的“今诗”指的就是元人视角下包括元诗在内的近代以来诗歌。邓序认为，“今诗”较于“古诗”而言已经不能充分延续礼乐之教化，诗道之不兴的状况下，唯有散曲可以承接这一传统，因而散曲应当超越诗成为时代的主流文学。这其实就是元人视角下对一代之文学的认知。与罗宗信《中原音韵序》中言“世之所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不同，邓序并非纵向从艺术技巧的角度将元散曲和前朝时代文学同列，而是通过横向的比较来突出元散曲在当代的至高意义。

选家追溯了文体的发展源流，进而落实在其选本上，也就赋予选本以从“史”的视角认知文学创作的重要责任。当杨朝英将元散曲置于中国传统的诗学体系之中时，其编选选本的行为也就上升到了学习孔子删存《诗经》的意义。而《诗经》本就是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萌芽，由此杨朝英所希望通过选本实现的文学教化功能，也就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在《太平乐府》中，他以冯子振、白贲的【黑漆弩】为“始”，邓序解读其用意为“嘉其字，按四声，字字不苟，辞壮而丽，不淫不伤。澹斋删存之意，亦知乐府之所本与”，则是实践层面上的又一证明。

其次是对当代散曲发展脉络的梳理。选家的史学意识还表现在通过对不同时期作品的整理和评估，从而对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作出整体的认知。因此，在特定时期创作选本，筛选出此时期内能体现创作成就的经典作家作品，就成为选家的重要任务。元人散曲选本的诞生，既是散曲文学发展到特定时期的自然需求，也是元人对散曲文学盛衰之史的认识。

四部选本中最早成书的应为杨朝英的《阳春白雪》。贯云石序中有“年来职史，稍稍暇顿”之语，兼选本中收入多首贯云石1314年后退隐杭州之作，基本可判断贯序作于1314年之后，距辞官之时应只在短短几年之内，此时《阳春白雪》已基本成书。其卷五后集收入套数《双调·新水令》中有“庆吾皇泰定年”的内容，“泰定”为泰定帝1324年即位年号，该年五月贯云石已经去世，且距1314年已经10年之久，该套曲收入选本的时间未必与贯序写作同时，可视为1324年该选本仍有增订。(9)《阳春白雪》的成书时间有多种争议，主要有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中提到的“皇庆(1312～1313)中”说、胥惠民等《贯云石作品辑注》所言的“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杨栋《试论杨朝英的散曲学观——兼说曲学史上格律派与文学派的第一次论争》提出的“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到泰定元年(1324)五月之间”说。杨栋以泰定元年(1324)五月贯云石去世为此序所作时间及《阳春白雪》成书时间之下限，对于后集卷五《双调·新水令》套数，他认为其若非后来增补，贯序和该选本都应完成于泰定元年之初。《乐府新声》成书应晚于1318年之后。其选录了张可久的【卖花声】《客况》，其中有“十年落魄江滨客，几度雷轰荐福碑，男儿未遇暗伤怀”(10)无名氏：《梨园按试乐府新声》，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73页。之句，“江滨”即指钱塘江，“几度雷轰荐福碑”指科考失败。张可久曾在另一首小令【南吕·金字经】《次韵》中写道“两字功名四十秋”，(11)张可久：《张可久集校注》，吕薇芬，杨镰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80页。按张可久出生于约1280年来算，40岁时大致是1320年左右。而此前元延祐二年(1315年)、五年(1318年)正好举行了两场科举考试。张可久在这两次考试中追逐功名失利，“几度雷轰荐福碑”正对应于此，《客况》也应作于两次科举之后，《乐府新声》的成书时间也就晚于此时。但《乐府新声》的成书下限时间因缺乏更多资料难以确定。《乐府群玉》的成书时间，葛云波《〈乐府群玉〉成书、增订时间及影响考论》一文推测在至正五年到至正六年(1345～1346年)，因该选本选入乔吉散曲【绿幺遍】《自述》有“留连，批风切月四十年”之句，联系曹楝亭本《录鬼簿》记载乔吉“江湖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可推测这首散曲为乔吉临终前所作，因此《乐府群玉》最终成书时间不早于至正五年，且不晚于钟嗣成修订《录鬼簿》的时间，而《录鬼簿》修订时间一般推测为至正六年以前。(12)葛云波：《〈乐府群玉〉成书、增订时间及影响考论》，《文献季刊》2006年第4期。此说较为可靠。《太平乐府》的成书时间较前三者容易确定，据序言落款写明“至正辛卯春巴西邓子晋书”，意味着至正辛卯年(1351年)该书已经基本成书。总的来算，4部元代散曲选本编纂时间跨度至少有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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